直面美国白人贫困之痛

思念他 2025-03-09 财经报 8 次浏览 0个评论

2019年10月，我离开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戈尔兹伯勒的家，开车穿过蓝岭山脉的一座座山丘，到达肯塔基州的科尔宾。一路上层林尽染，秋色绚烂。科尔宾是煤炭产区的一个古老铁路站，几十年来一直是肯塔基州东部山区居民的社会和经济中心。肯塔基州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桑德斯上校，就是在这里开始其炸鸡生涯的。长期居住在此的人都以为科尔宾是一个纯白人的城镇，但事实并非一直如此。与北卡罗来纳州的米切尔县一样，科尔宾在20世纪初开始招募黑人修建铁路。但白人应当视黑人为威胁的古老迷思在这里确实产生了影响。1919年，两名黑人铁路工人被指控在镇上抢劫一名白人，随后一群暴徒在科尔宾挨家挨户搜查，这迫使那些惊恐的黑人匆忙乘坐火车离开了这座城镇。为了活命，黑人放弃了他们辛苦挣得的一切，落荒而逃。就这样，肯塔基州的科尔宾从此变成了一个纯白人的小镇。在这里，就像在很多地方一样，我们历史上的种种暴力都被掩埋在了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下。

在科尔宾这样的地方，隐藏的暴力不仅影响了失去一切的黑人家庭，它还存在于古老迷思为白人提供的虚假身份认同之中。正如圣经上所说，父罪必及其子，直到三四代。我在科尔宾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一个纪念这段被遗忘历史的百年活动上，我遇到了一位叫莱金的年轻白人女性，当时她穿着东肯塔基大学的T恤，脸颊通红。这似乎是她第一次打开心扉，与别人倾诉她人生中最为艰难的那段奋争。在一座小教堂里，黑人和白人齐聚一堂，除了分享个人的真实经历，他们还讨论了如何才能组织起来，为肯塔基州的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莱金分享了她成长过程中对黑人和移民的恐惧，这在她的家庭和学校里原本都是司空见惯之事。她还表达了对父母的钦佩之情，尽管好工作非常难找，未付账单像脏衣服一样堆积如山，但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为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提供生活所需。当莱金开始接受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时，她意识到，在现实中，人们对她和她性取向的看法与他们对黑人和移民的看法竟然如出一辙。

“这一切都源于恐惧。”莱金对那天在教堂聚集的人们说道。她回忆说，每年秋天，她所在社区的孩子们都会被送去参加一个名为“地狱之旅”的干草车游行，这个活动会公开地演绎一些描绘永恒诅咒的场景，看起来如同中世纪的受难剧一样。教堂宣称这一活动是为了“让人获得拯救”，但莱金突然意识到，它实际上是在以上帝的名号要求年轻人遵守白人文化的社会规范。

后来，莱金的父亲丢掉了在建筑工地的差事，并染上了毒瘾，这使他和家人都感到非常羞愧。莱金的父母选择了分居，莱金和兄弟姐妹开始跟着父亲一起生活。生活窘迫，他们只能搜集雨水，然后用柴火炉子煮沸之后再喝。莱金回忆说，她的母亲为了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经常要加班加点工作，等到深夜没其他人的时候，她才会拿着那些用于补贴低收入者的食品券去杂货店买东西。但莱金出柜后，她的家人开始对她避之不及。刚刚成年的她因此只能住在自己的车里，而为了支付大学学费，她不得不同时干着三份只提供最低时薪的工作。长久以来，莱金都在承受着一种根本性矛盾的折磨：她的父母是她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是她的至亲，但又因为恐惧而完全站到了她的对立面。

“我已厌倦生活在恐惧之中，更不想让这种恐惧令我沉默。”莱金在纪念黑人被驱逐出科尔宾一百周年的集会上对大家说。当她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对她的意义时，我看到她眼中涌出了泪水，并感受到了此时此地的神圣意义。在这样一个每周日聚集敬拜上帝的圣地，一位年轻白人女性用自己的坦诚揭穿了美国公共生活中那些常常被掩盖的现实。她所描述的那种羞愧感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当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黑人母亲们排队领取福利的画面时，我就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作为一名牧师，当看到人们面临驱逐时，当看到一些人尽管拼命工作却仍无法同时支付得起汽车维修费和电费，并因此不得不向教会伸手要钱时，我也深切感受到了这种羞愧。

黑人群体深知在贫穷的双重困境中挣扎的滋味。你不仅无法维持生计，同时还要为自己的困境受到指责，好像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错。然而，当你知道那些对你的存在进行污名化的故事都是谎言时，你就会发展出精神和文化上的资源来抵抗这些虚假言论。40年来，我在每个周日都会按照福音传统布道，我总是告诉人们，即使他们知道教堂外面的那个世界常常充满了贬低他们价值的谎言，他们也要挺起胸膛做人，他们要相信自己是上帝所钟爱的孩子。然而，许多白人却并没有接受过这种鼓舞人心的福音教义。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在周日早晨所听到的讲道会被用于打压他们自身，会被扭曲为一种支持现有的不公正社会秩序并加剧他们生活困境的工具。

作为一个在肯塔基州东部山区长大的白人，当莱金坦陈她对既是白人又是穷人的困惑时，我明白她是在陈述白人贫困的一个独特之处：这是一种注定要独自承受的诅咒。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共同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可悲的现实，那就是困扰数百万白人的贫困和经济脆弱性，实际上是所有缺乏经济保障的美国人的共同经历。贫困并不是当前美国经济中的一个罕见小故障。贫困是我们经济结构的一个固有特征。巨额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的代价，就是像莱金家这样的普通人越来越遭到孤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南希·麦克莱恩和其他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共同生活正日益变得不平等，普通民众也变得更加孤立，但认识到这一历史现实并不等于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莱金这些人。这些白人除了要面对贫困的日常现实，还要应对那些古老迷思通过编造谎言而给他们制造的恐惧。这种现状让我体会到，正如同各种形式的不公正会相互交织和彼此强化，我们的各种政策决策也存在着互相影响和叠加的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这种社会状况正是拜此所赐。所以，要想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我们就必须从莱金这类人的真实受困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一旦我们直面白人贫困及其影响，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一个经常被公众话语掩盖的痛苦现实。所有穷人每天都要面对持续的创伤性压力，而这些压力总是会落在特定地方的特定人群身上。像莱金这样的人就直接受到了企业游说者的影响，即使生产率在提高，企业利润在飙升，那些游说者仍在不遗余力地试图压低劳动者工资。与此同时，她也一直被所谓的“保守派”政客代表，这些人反对在医疗保健、经济适用住房和公共教育等领域进行投资——要知道，根据那些试图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扭曲叙事，莱金可是“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上述领域实际的生活成本仍然导致她不得不睡在车里。这些政治领导人以及他们的宗教盟友和媒体伙伴还声称，移民、同性恋者或选择不生孩子的女性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敌人，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人们对日常问题的注意力。当仇恨的目标从其他人转向她自己时，莱金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源于恐惧。”正是恐惧导致了她和邻居的疏离，并因此使她无法获得生存必须的关怀和支持；正是恐惧导致她与父母的疏离，尽管父母曾经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曾经为了她，也为了维持整个家庭而拼尽全力。

在科尔宾的那座小教堂里，当莱金无法用语言解释她内心为何感到如此痛苦时，她扑进了我和利兹女士的怀抱。利兹是“穷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我的姐妹。

“对不起，对不起。”莱金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低声说道。

“没关系，尽情哭吧。”我告诉她。当她泪流满面时，我转向满屋子刚刚见证了她脆弱时刻的人们。“我们需要感谢我们的姐妹，感谢她邀请我们进入一个神圣的空间，”我对他们说，“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花一分钟时间来哀悼我们因为那些分裂性的谎言而遭受的伤害。”

我们要记住，白人和其他人一样会感受到痛苦。当他们饥饿的时候，他们的肚子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咕咕叫；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也要忍受疼痛；当他们被遗忘在寒冷的户外无处可住时，他们的肌肉也会紧张和颤抖。我知道，这就是穷人能够团结起来的根源：如果你也付不起电费，那我们就都是黑暗中的人。

2018年，约2.5万人在华盛顿参加“穷人运动”

当我在德鲁大学攻读教牧神学和公共政策的博士学位时，我选修了一门法医心理学课程。在此之前，我在侦探剧中看到过一些针对法医实验室的描述，也通过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了解到证据会如何影响一起谋杀案件的调查过程，但我从未见过法医心理学家。每周在课堂上，我们都会聆听案例研究。我有幸能够向那些一生都在试图通过仅存的证据来理解犯罪的人学习。我永远不会忘记其中一位讲师对我们说的话：“你必须从伤口开始，因为伤口会说话。”

例如，在法医心理学家看来，腹部的刀伤通常意味着亲密关系。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哪些人与受害者关系密切，谁有可能对他们动怒并因此出手伤人？当人们诚实地讲述自己受到的伤害时，他们的伤口往往能够透露出那些塑造他们生活的或好或坏的人和经历。如果这一点对于灵魂的关怀是正确的，那么对于社会的关怀也同样如此。当我们关注政策暴力的伤口时，这些伤口同样会说话。它们不仅仅能够展示出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当我们愿意倾听时，它们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受伤的人和能够真正改变他们生活的公共政策之间建立必要的联系。

一旦我们选择直面白人贫困者那些常常被隐藏的伤痛，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伤痛能够引导我们触及这个国家每一个族群和地区的现实。正视白人贫困的伤痛并不是要忽视种族问题。我憎恶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这是一种原罪，但我希望通过打破种族之间的藩篱来颠覆我们通常所讨论的那些关于贫困的话题。我想要审视白人贫困的暴力证据，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通过那长期被掩盖和粉饰的破损系统中的裂缝来看清事情的真相。

在我们组织“穷人运动”的早期，我收到邀请前往纽约州的宾厄姆顿，与在那里的活动组织者会面。虽然我在成年之后便频繁往返于纽约市区，但我一直想去纽约上州看看。在成长过程中，我听过被奴役者逃到北方的故事。我总是把纽约上州想象成一片充满希望和自由之地。我想去罗切斯特，走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活过的街道上，呼吸哈丽特·塔布曼在冒着生命危险回去帮助其他被奴役者之前呼吸过的自由空气。接到去宾厄姆顿的邀请之后，我便非常期待能早日前往此地。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借反思过去来激励我们于当下为自由和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当我开车进入地处纽约上州的城镇时，我眼前所见到的是一座衰败之城，与肯塔基州东部那些早已辉煌不再的城镇几无分别。曾经雇用数百人的大型工厂建筑现已人去楼空。店铺的门窗紧闭，路面坑坑洼洼，曾经熙熙攘攘的街道如今也变得寂静无声。那些20世纪中叶由工薪家庭建造的房子已经传给了在这些房子里长大的下一代，但看起来大多数有财力维持这些房屋的人都搬走了。仍然有人居住的房屋都已经破败不堪，急需修理。

我们的“穷人运动”活动在市中心的一座古老教堂举行。教堂里铺着红色的地毯，有宽大的拱形门廊，圣所前方圆顶下还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耶稣油画。虽然这座教堂是为了举行大型宗教活动而设计建造的，但这里已经很久都没有举行过如此规模的聚会了。尽管为了突显我们联盟的融合性质，我们安排让黑人和白人混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但我注意到，坐在后面那些长椅上的几乎全是白人。

活动启幕，众人的情绪也喷涌而出。在大家积极分享自己故事的同时，有些人则回忆起当年的“公平交易”：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公司市镇里，人人有活干，收入也都有保障，而公司老板们也都认可普及医疗保健、发展教育和提供娱乐的积极意义。过去，宾厄姆顿曾是美国国的制鞋中心。但后来工厂关闭，工作岗位也随之消失，政府则没有采取任何能够保障民众基本需求的措施。一位中年白人女性告诉我们，她是在当地经济逐渐萎缩的年代长大的。她站在麦克风前，分享了自己最早期的记忆——她的母亲因为无法负担抚养她的费用而把她送入了寄养家庭。“我记得她给我的小玩偶。它有一头金发，穿着蓝色的裙子，还拥有一条小的洗脸巾和一块假的肥皂。”在两岁时，她有一个长得像她自己的娃娃，而且这个娃娃拥有保持漂亮和干净所需的一切。然而，她的家庭却因贫困而支离破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很穷。”她对那天晚上聚集在教堂里的人们说道。

与自己的母亲不同，这位女士决定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从大学辍学，然后找了一份拿最低工资的工作。她最终养育了四个孩子，但她回忆说，有时候她会连续几个月都没有任何收入。为了养活孩子，她不得不去垃圾箱里寻找食物。“我最近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告诉我们，“但我现在很高兴能够因为我的这些贫困经历而获得认可，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美国后工业经济的现实着实令我震惊，因为即使在那些政客声称与穷苦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所谓自由州，也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在承受生活之苦。数据表明，在那些被反政府干预派和反动保守派控制的地方州县，贫困情况最为严重，但在像宾厄姆顿这样主要生活着白人的地方，贫困的伤痛却清晰地暴露了另一个悲哀的事实：美国的两党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企业自由比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更重要。

2023年初，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戴维·布雷迪博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份报告，量化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一令人震惊的伤痛。他们发现，贫穷是美国第四大致死原因，比肥胖症或糖尿病更致命，而且别忘了，肥胖症和糖尿病这两种疾病都还会因为贫困而加重。与此同时，贫困的致死率也超过了枪支暴力。布雷迪说，是公众对枪支致死的强烈反响以及关于减少枪支暴力的政策讨论促使他决定去做这些统计。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了美国人持有武器的权利，但没有任何修正案会保护我们免受贫困的影响。如果贫困导致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枪支暴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地去讨论减贫问题？

在分析了全国各地社区的纵向研究数据之后，布雷迪及其团队发现，从大约40岁开始，当前贫困人群的预期寿命开始与其身边的非贫困人群出现显著差异。对于那些常年处于贫困中的人来说，这一差距更为明显。通过全国贫困人口统计数据，我们知道，黑人、棕色人种和原住民社区都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但如果在美国每天有800人因贫困而死，那么其中大约一半会是白人。

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看到的，当每天有数百人死于病原体时，我们会将其视为一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我们会投入大量资源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我们会彻底改变日常生活的常规模式，我们会团结起来照顾社区中的弱势群体。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珍视自己和邻里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能够进行重大投资以及在文化和政策上做出变革，以终止童工行为、为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抗击肺癌以及减少汽车事故死亡人数。如果我们知道贫困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车祸、中风或药物过量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每个人都加入消除贫困的“登月计划”中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对低薪工作贴上“医疗总监警告”的标签？

白人的贫困之痛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而通过直面这种伤痛，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些关于暴力施害者的真相。对于那些从杀害穷人的日常经济政策中获利的人而言，这些人的道德病症在于，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与那些正在死去的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一个法医心理学家会告诉我们，我在宾厄姆顿所目睹的这些伤痛既不是激情所致，也不是由自卫行为所造成：这些伤痛更像是行人被醉酒司机撞倒后而受的伤，然而这个司机在第二天醒来之后，却根本不记得自己撞过人。许多美国人早已对各种非必要死亡司空见惯，因为醉心于追逐利润和各种所谓“进步”的他们根本不会关注到那些正在遭受碾压的人。白人的贫困之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重建美国民主，就必须正视和化解这场良心的危机。

美国的宗教传统为核心道德原则的重建提供了有力的资源。先知们反复说：“你们要求善，而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而当领导者陷入腐败并通过各种政策压迫穷人和弱势群体时，先知们总是对国家说：“你们的选择正在毁灭你们。你们的领导者正在扼杀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未来。你们若愿意成为神所要你们成为的国，就要求善而不求恶，这样你们就能存活。”美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宗教传统，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反对贪婪，尤其是存在于一个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的经济体系中的那种常态化的贪婪。

白人的贫困之痛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当前的这套经济体系正在给我们造成致命性的伤害。我记得我在西弗吉尼亚州遇到过五名白人女性，她们都只能靠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每周二，这几名女性都会在路边摆出一张小折叠桌，向过路人出售墨西哥塔可饼。她们会把赚到的钱存入一个共享账户中，然后专门用来购买女性卫生用品，以供她们自己和社区中那些即使同时打着两三份工也买不起此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女性使用。

和绝大多数贫困和低收入者一样，这些女性就是所谓的“有工作的穷人”。但这种称呼方式其实是由那些想要挑拨穷人关系的势力创造出来的，那些人企图以此来暗示，某些在工作的穷人确实应该得到公共支持，但如果你没有参与劳动，那你就是自作自受，根本没有资格得到政府的资助。然而，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只有3%的适龄成年劳动者因不明原因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大多数穷人其实都在工作，他们中有些人在无偿地照顾家庭成员，有些人则是在企业里拿着低薪打工。虽然政府在不断地为低薪打工者服务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资金救助，甚至还会通过食品券和医疗补助等形式向打工者提供补贴，但这些打工者实际拿到的薪水却还不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通常情况下，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人不仅要出门工作，还得做一些像卖塔可饼这样的副业。所以说，与其称他们为“有工作的穷人”，我们不如称他们为“致贫工资”的受害者。

白人的贫困之痛揭示出，允许雇主向工人支付低于其维生工资是一项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政策选择。而事情本不必如此。1933年，务实且虔诚的弗朗西丝·珀金斯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劳工部长。珀金斯深受社会福音学说（一种强调耶稣教义中对正义之要求的神学）的影响，在对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她决定敦促时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推行联邦最低工资制度。在将这一“新政”措施签署为现实法律之后，罗斯福说：“任何依靠向工人支付低于其维生工资而存活的企业，都没有继续在这个国家存在的权利。”今天许多两党政客都喜欢谈论的“中产阶级”并不是靠那只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创造出来的，相反，它是包括联邦最低工资在内的各种政策的产物。

但“新政”期间的经济提振政策并没有惠及所有人，特别是许多非白人工人都被排除在外。因此，在组织1963年的华盛顿大游行时，美国首个黑人工人工会的创始人A.菲利普·伦道夫提出，此次游行的议程之中必须包含为所有美国人争取工会权利和每小时2美元最低工资等要求。今天，当我们回忆起华盛顿大游行时，大多数美国人想到的是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即建立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来对人进行评判的社会。但实际上，“就业与自由”才是组织者当初所宣称的游行主旨。考虑到通货膨胀，当年他们所要求的每小时2美元最低工资，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每小时17美元。

自2009年美国国会最近一次提高最低工资以来，物价累计上涨了近50%，但截至2023年，美国的最低工资仍为每小时7.25美元。而对于有小费的工人来说，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16美元——小费使雇主可以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转嫁给客户。自2013年服务业工人发起提高最低工资的运动以来，我一直在积极支持他们争取获得15美元的最低时薪，我也总听到那些政客在不断地唱反调，他们说，提高工资将增加失业率，因为公司将不得不通过裁员来降低成本。但低薪劳动者都知道，政客们的这一说辞根本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数据。

1992年，新泽西州提高了最低工资，而邻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却没有跟进。普林斯顿大学的戴维·卡德和艾伦·克鲁格意识到，这是检验那些反对提高最低工资论点的一个良机。他们在最低工资上调前后对两个州的410名快餐店员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新泽西州的快餐业工作岗位并没有因为最低工资的提高而减少。卡德和克鲁格总结道：“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挑战了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就业的预测。”卡德教授凭借其研究推翻了“提高工资必然导致失业”的错误观点，并于2021年与他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白人的贫困之痛让我们意识到，时至今日，低工资仍在威胁着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几千年前，《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写道：“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当古人称先知为“预言者”时，并不是说他们有魔法般的能力，可以透过水晶球看到我们无法知道的未来细节。相反，他们的意思是预言者可以看清我们共同生活的模式，知道我们的选择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当政客们相信那些为“致贫工资”辩护的谎言时，他们做出的决定会损害我们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贫困并不仅仅是在杀戮穷人，它也在扼杀民主所承诺的核心价值。

然而，“有祸”并不是一种无法挽回的诅咒，因为它并没有彻底断绝任何人实现正义和施行慈爱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还能听到警告，我们就有时间改弦更张。“有祸”更像是高速公路出口的“错误方向”标志。耶利米说，如果我们继续让人们无偿工作，我们就会走向毁灭。当我们削弱劳动者的权益时，我们也在削弱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